著名主持人杨澜的主持风格浅析

　　( 一) 绵里藏针, 温和的深刻。

　　谈及杨澜的主持风格, 曾经有评论说, 杨澜是中国的华莱士。但事实上,杨澜并不喜欢华莱士的主持风格: “他( 有时) 问问题显得有些生硬”。杨澜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自己的主持风格“绵里藏针”。“观众要看的是内容, 而不是两个人吵架。”杨澜说: “记者和被采访者谈话, 不是和对方斗智慧,如果你把自己设在这个位置上就很难有平和的心态了。我的重点是要展现对方, 所以对方各不各, 是不是符合我的设想并不是很重要, 他们的‘各’劲儿正是他们的风格。他们的性格能凸现出来是最好的?”《杨澜访谈录》目前走的路线, 是“温和的深刻型”。提及当初节目制作组在风格取舍上的抉择, 杨澜说: “到底是开着轰炸机把这块地都炸平, 还是钻井取油? 后来我们认为,深刻的问题也可以用一种温和的形式提出来。

　　对节目风格的取舍和杨澜的性格息息相关。“平时就不是一个凶巴巴的人嘛! ”杨澜对自己的定位在她的每一次采访中都表现无遗。《杨澜访谈录》采访龙永图时, 杨澜问及中国加入WT0最后阶段协议时朱总理的两个让步, 龙回答:

　　“具体的就不要说了”, 杨当即表示“没关系”。

　　杨澜善于把问题敏感化, 用反问对方观点, 或故意把对方置于主流价值判断之外等谈话技巧, 来刺激嘉宾的叙说欲望, 用叙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问题, 既显示了自己的个性, 也把对方的个性激发了出来。在采访李宁时, 杨澜问道:

　　“你八岁到了体操队以后, 你就没有这么正式地上过学了,对不对? ”李宁说: “一直是练、学。”杨澜就接道: “所以很多人对于运动员的看法, 就觉得他们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她的话如果在合作氛围不够的情况下, 就很容易触犯别人, 激怒对方, 但她把握得比较有分寸也很谨慎, 犀利的问题是在做了一定的铺垫后提出来的。有时适度地否定对方, 才能激发对方的思维, 才能让对方谈得更深刻。

　　( 二) 善于应变, 得体到位。

　　杨澜采访过很多社会名流, 她很注意对不同的人选用不同色彩的词语交流。采访李敖时, 她用了武侠色彩的“快意恩仇”为题, 表现这个生活在口诛笔伐斗争中的特立独行的奇人, 开篇用“一脸杀气”、“有仇必报”和“响马”生涯几个词, 把李敖江湖斗士的浪漫气质和传奇色彩凸现了出来。

　　杨澜注意到李敖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 就马上改变开场白: “李先生, 你好, 我发现你特别喜欢用红颜色。”接着她问: “你是不是这辈子经常在与人相斗, 所以有一种红色的气焰? ”她把红色提升到斗争的气焰, 找到了开展话题的导火线, 体现了主持人独有的观察力和新颖的角度。

　　采访画家黄永玉时, 说起他小时候离家出走的一段顽劣往事, 黄永玉说: “找不着, 家里人还到池塘去捞, 到井里,到河里头去打捞, 到下游找, 怕我尸体浮到下面去了。”杨澜接道: “天哪, 你看你给惹的这个祸。”“惹祸”这个词既合乎常情又带有略微错位的嗔怪色彩, 在70多岁却被称为老顽童的画家面前, 显得活泼又自然。

　　(三)准备充分, 问题专业, 平等对话。

　　在《杨澜访谈录》中杨澜展示的是一位知识女性的形象, 她与被采访者一样具有成熟的思想和优良的素质。她采访的大多是政界、商界、文化界名流和成功人士, 如果采访前不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问的问题没有专业水准, 那可以想象是很难激发被采访者的谈话热情的。杨澜曾经谈到: “在我的采访中, 大约有1/4的提问是临时发挥的, 另3/4要靠严密、充分的背景准备, 做功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样她能与被采访者平等对话, 并就专业领域的问题进行交锋和碰撞, 以求能够挖掘出被采访者最真实而深刻的思想。杨澜曾经两访基辛格。“今年初我又访问了基辛格, 想起自己1996年的采访, 真是太小儿科了, 问的问题都是八杆子打不着的, 无一例外地在结尾希望人家对中国观众说几句话, 你在外交事业中感到最骄傲的是什么等等: 都是对任何人都可以问的问题。”6年以后的杨澜, 同样是访问基辛格, 问的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 中东战争)后, 你也在中东有外交穿梭?”( 因为访问时正值鲍威尔的中东之行) , 这样的问题具体、有针对性。这和“采访前做足了功课”有很大关系。采访前, 杨澜阅读的是基辛格的主要外交著作等材料; 采访后, 基辛格对杨澜的采访是“AMAZING”(令人惊奇) 。

　　在采访金融投资专家乔治·索罗斯时, 杨澜作了大量案头工作, 阅读了很多经济学方面的著作, 因此她的提问都很有专业性也比较的尖锐。她问: 你怎样用反射理论去解释你在亚洲金融风暴的角色? 你在风暴发生前六个月曾经持有泰铢的空头净额, 这是风暴的起因吗? 还是你利用市场心理学令市场真的陷于崩溃? 又问: 其实不仅外人对于索罗斯的看法有着很大的分歧, 就连他本人对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也有着双重标准, 一方面他是一位成功的金融投机商, 另一方面他又写书揭露资本主义的危机, 公开赞赏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批判, 甚至说要建立一些强有力的国际机构来控制投机性的金融活动, 保持世界市场的稳定。有些人说, 索罗斯这么做是给自己立牌坊, 是在作秀, 更多的人则是摸不着头脑。你的主张和行为是否互相矛盾? 因为你从投资当中活力甚丰, 但你却又建议管制这类投资, 就好像说“阻止我赚钱”, 这是什么道理?

　　( 四) 善于抓住被访问者的心理冲突, 激发对方的谈话兴趣。

　　问题提得好坏有一定的标准和技巧, 但一定的问题还要看在什么样的语境下问, 必须考虑受众和嘉宾的个性。

　　杨澜有一次采访龙应台: “那在这个当中,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在性格上有没有什么缺失或者说是缺憾? 其实过去你是单打独斗的, 一个人吃饱全家不愁的这种感觉在文化上, 但是现在你要深入到一个机构当中, 跟很多人在一起工作, 而且你是一个组织者的时候。”( 做请的手势) 龙应台说:

　　“我自己的缺点, 你可能是一语中的?”杨澜紧紧抓住了传统文人江湖与庙堂的文化矛盾和现代社会个体与政治群体的心理冲突, 找到了开启她生活酸甜苦辣的钥匙, 又具有历史和文化的典型性。好的问题就是让被提问者觉得有说话的欲望, 有话可说, 更深层次的好, 是让对方说出他的困惑和思考, 说出真话和细节, 说出精彩和深刻。谈话是交谈双方以及和听话人的碰撞, 只有对主题有足够高度的把握和对嘉宾有深切的体察, 才能提出好问题, 让主持人和嘉宾都展现个性。

　　《杨澜访谈录———王小慧》中杨澜在有了比较好的谈话氛围和铺垫之后问了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 “有一些人,当他们心爱的人在突如其来的灾难中去世以后, 那个活着的人, 为了要忘记过去, 重新开始生活, 会有很多的挣扎。比如说, 他可能觉得, 我今天过得很快乐是对已经去世的、非常爱我的人的一种背叛, 会有很矛盾的心理。”王小慧答:

　　“我没有, 我觉得我没有。我和我先生的一张合影一直挂在我的书房里边。我后来也有男朋友, 我也会很快乐。我总是说, 包括对我后来的男朋友也那么说, 俞霖那么爱我, 他的在天之灵一定特别希望我会幸福。”杨澜接道: “但是你会把现在的男朋友去跟他比较吗? ”王小慧说: “可能会有, 也许是一种不自觉的比较吧。”杨澜: “那你觉得对后来的人公平吗? ”王小慧道: “不公平, 肯定不公平。但是我这个人一直要求比较高, 比较完美主义。”表面看起来杨澜的问题比较尖锐难回答, 但是这样的问题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自然的毫不做作的王小慧。